革命历史的绝唱  黑白绘画的史诗

——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展

文/李文秋（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展览名称：“绘画的史诗——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展”

展览时间：2006年10月10日——10月26日

十月京华，秋色如洗，披戴着20世纪中国连环画命运沧桑多变的飒飒风云，浸染着本土文化滋养下的革命历史主题绘画的浓浓情韵，“绘画的史诗——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展”在中国美术馆五楼隆重举办。

目前，该作品在1993—2006这13年中已先后举办4次展览（1993.12中国美术馆；1996.10中国革命博物馆；2001.7中国人民大学；2006.10中国美术馆）。与前不同的是，本次展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特将926幅原作首次全部展出。它让人们在见识和感知这部在连环画发展史上被称为“里程碑”和“高峰”的鸿篇巨制的同时，体味到沈尧伊先生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与创作历程；看到一种对艺术理想和艺术创造孜孜以求、兀兀穷年的真诚态度和执著精神，内在地激励着他经年累月地焚膏继晷、艰辛创作。作品渗透出来的不仅有可见可感的震撼心魄的生命与灵魂，也有可察可探的发人深省的昭示与思索。因此，有学者说：“研究20世纪中国连环画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地球的红飘带》；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主题性创作，也不能不研究《地球的红飘带》，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中的长征题材，更不能不研究《地球的红飘带》”（陈履生 2006）。

第8图58cmX60cm                第498图39cmX120cm

无疑，研究任何作品都应首先探究其历时性捩变脉络和共时性衍生背景。据考证，连环画是在故事画和连续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磨砺过程：从先秦时期的连续画滥觞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画、壁画和造像等的分段；从大唐的绢蟠连续画到两宋的《耕织图》；从元代的《虞氏平话五种》到明清时期雕版印刷的辉煌；从20世纪初的小说插图到后来的“小人书”；从“小人书”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自此，连环画如一江春水，虽历经沉浮跌宕，但毕竟开始滔滔东流。建国初，连环画在人才培养、精品创造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可喜局面。但“文革”使正处于良好发展态势上的新中国连环画受阻和遭挫。十一届三中全会至80年代中期，连环画受到国家重视，逐步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具体表现在：队伍壮大、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内容充实、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印量巨大、产生世界影响等方面。

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视觉文化为显著特征的读图时代的到来之际，伴随着国外卡通的挤压和电视、录像、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冲击，这种以电子传媒为主的视觉图本形式日渐吞噬具有悠久历史的以连环画为主的传统视觉读本之态势，已昭然若揭。“一个时代的悲剧（连环画的没落）伴随着20世纪的逝去而成为历史”（陈履生，2006）。由之，中国连环画的创作和出版再次步入低谷。

但是，正是在此背景下，由王素改编、沈尧伊绘制的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却横空出世。这部作品的创作历时6年有余（文字改编：1987.8—1993年初；美术创作：1988—1993），共5集，连环画926幅（前163幅为58cmX60cm，164—926幅为39cmX60cm，其中近一半为双联画：39cmX120cm），人物表8幅（作品中历史真实人物出现77名，虚构人物23名，人物表中主要人物为64名）。该作品于1989年出版第1册，迄今已有近10个版本。自问世以来，它先后10余次获奖：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1989）；中国连环画十佳奖（1989）；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全国美展金奖（1991）；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1991）；第四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创作一等奖（1991）；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3）；第四届全国图书评奖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图书博览“金钥匙”优秀奖；少儿读物“日月花杯”优秀奖；北京市纪念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美展荣誉奖等，成为连环画有史以来获奖最多的一部作品。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种报刊和新闻媒体先后50余次对该作品进行座谈、专访、评论和报道。此外，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杨成武、杨得志等）满怀热情地予以题词和赞扬，美术界的许多著名画家和评论家也都给之以高度的评价：“是一件突出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是我们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红飘带”（蔡若虹，1991）；“创造了黑白画艺术的高峰”（蔡若虹，1993）；“这套堪称巨著的作品，不靠‘包装学’和‘炒新闻’，而是货真价实的劳动成果”（王朝闻，1993）；“确实是力作，是有中国连环画以来的巨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一流水平”（华君武，1993）；“获得金奖是当之无愧的……每一幅都可以独立拿出来慢慢欣赏”（古元，1989）；“鲁迅先生曾预言：‘连环画可以出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那样的画手’，沈尧伊就是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李桦，1993）；“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一直是使我非常激动的一部作品，刚一出版就把我给‘震’了”（丁聪，1993）；“《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的问世，可以说把中国连环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姜维朴，1994）；“是时代思想的产物，文化的结晶”（李松，1994）；“是我国连环画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巨作、力作、是一部传世之作”（孙滋溪，2001）；“以独特的构思立意，以精心的人物塑造，以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再现了当代视觉的长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朽之作”（陈履生，2006）。

第426图39cmX120cm                  第912图39cmX120cm

伟大的作品往往端赖于才能高妙者的苦心经营。因而，这部作品的成功问世以及获得的不菲声誉，应归因于王素的文字改编与沈尧伊的绘画创作之间的珠联璧合。王素在原著中沉潜往复，付出了长期的心血，她准确地把握和提取了原著的精要。“如果没有作品文字改编的成功，就很难想象有作品绘画创作的成功”（陈履生，2006）。在此基础上，沈尧伊的绘画创作得到了游刃有余的发挥。

沈尧伊先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个哥哥都从事美术，孩提时的熏陶和濡染，为他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近乎基因式的基础。10岁时，他随父迁居北京。所以，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既亲历了大上海中西文化的交融，又耳濡目染地领略了京味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为其后的革命历史主题创作奠启了坚实的审美规范和文化基石，而他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央美院历时8年的类似于佛家“涅磐”式的严格磨练，则为其打下了深厚而扎实的技法功底。影响沈尧伊人生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恰逢新中国革命历史教育的繁荣和高峰期，这就使他的绘画创作，在敏感于扎实的绘画技法和鲜活的视觉形象的同时，也敏思于对革命历史所蕴含的价值的求索。在此状况下，沈尧伊一生钟情于革命历史主题创作，尤其是长征题材的创作，便顺理成章。而他创作的一部部革命历史主题作品，也是他艺术创作思想上的一步步自然涌动，或者说是适时性的自然爆发。经研究，自1966年始，他先后创作了版画：《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1966年），《鲁迅与青年》（1973），《瑞雪》（1973），《周总理与大庆人》（1978）；油画：《而今迈步从头越》（1975-1976），《革命理想高于天》（1975-1977），《遵义会议》（1994—1997）；连环画：《毛主席在长征途中》（1975--1976），《烽火里程》（1980），《战地日记》（1986），《白马》（1988），《地球的红飘带》（1988—1993）；以及长征题材风景画（1975—2004）等。

第898图39cmX120cm               第137图58cmX120cm

沈尧伊在革命历史主题创作思想上的成熟，集中体现在该作品的创作构思上——游离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而作品的创作过程或许更能体现他的艰辛与可贵：从苦熬白头的解读历史，到踏破铁鞋的徒步写生（1988.4—5赴湖南、广西、贵州；1990.4—5赴四川、甘南）；从一家独有的画纸自制，到孤守青灯的苦心创作，这6年来坎坷和辛酸只有沈尧伊先生自知（1990.4.27他险些命丧夹金山）。所以，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使我们既看到了作为革命历史主题绘画的典型代表的旗帜性和榜样性例证，也看到了沈尧伊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内心充实、热情澎湃、低调孤守的精神品格。

该作品的总体艺术特点是：基于文献性的历史真实性与基于独特艺术技巧的艺术真实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宏观的整体线索上的连续性与微观的单幅作品的独立欣赏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复杂的外在叙事结构与有机的内在情节联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全面庞杂的故事内容与多样统一的绘画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坚毅乐观的人物形象与严峻恶劣的环境态势之间的辩证统一。

具体来讲，王素牢牢抓住了原著的三大斗争：敌我、党内、人与自然，从而大大增强了文字改编的文献价值，而沈尧伊的绘画创作与脚本的完美结合，不能不说彰显了绘画作品的视觉文献性。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对红军帽、枪支大炮、大渡河船、两河口会址甚至毛泽东的“白玉龙烟”等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全局的细节的研究，极大地烘染了作品基于文献性的历史真实性。而与之对应的是，沈尧伊在艺术技巧上将木刻、石版、素描有机地结合，也使作品实现了表现性的艺术真实。为了使两者完美地结合，融表现于再现之中，再现中渗透表现的成分，这也是沈尧伊的高明之处。这种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辩证统一在整部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

宏观的整体线索上的连续性牢牢依附于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同时，每幅作品又独具单幅画的欣赏性，这并不矛盾，而是高度统一：合则为一部完整的连环画作品，分则为一幅幅独立欣赏的单幅画。作品高视野、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风格体现了它外在叙事结构的复杂特点，但这种复杂的外在叙事结构的变化是接踵于内在的情节联系之变化的，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内容制约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这是主题性艺术创作几近恒定的规律。在画面的外在构成形式上，为了服务于内容的庄严性和神圣性，作品基本采用了“方”和“宽”两种形式，但考虑到有些具体情节的特殊性，又采用了为数不多的“竖长条”和“圆面”的形式，如第230图表现的是毛泽东回忆与贺子珍和孩子尽享天伦之乐的场面，则采用了“圆面”的形式。第142—145图表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讲话过程的4幅头像特写，则采取了“竖长条”的形式，用以表现毛泽东讲话时幽默风趣又蕴含深刻的神态。在作品的内在构图形式上，通过“S”形、“三角式”、“离心式”、“发散式”构图以及空间和黑白关系上的对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如第538—545图在表现以廖大珠为首的勇士们飞夺泸定桥时的英勇而激烈的场面时就采取了“离心式”和“发散式”的构图。随着内容的展开，在以“方”和“宽”两种外在图式为主导、以规律性的内在构图为挈领的前提下，作品或宽、或方、或竖长条或圆面、或全景、或中景、或近景、或特写，或一文一图、或两文一图、或一文两图，穿插交错，错落有致，疏密得体，和谐统一。在形象的塑造上，通过对比、环境衬托、共性化的整体烘托和个性化的典型塑造、“淡化外在深化内心”、“追求无动作之动作”等手段，使坚毅乐观的人物形象与严峻恶劣的环境形势之间取得辩证统一，从而塑造了英明傲岸、幽默诙谐的毛泽东，精明干练、睿智深邃的周恩来，朴厚威严、坚毅果断的朱德，忠诚耿直、横刀立马的彭德怀，以及骁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廖大珠等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视觉形象。

第230图39cmX60cm                       第540图39cmX120cm                    第144—145图58cmX60cm

的确，该作品对革命历史视觉形象的塑造是连环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当我们注目于那摄人心魄、感人至深的画面时，立刻就把我们带入了那个血雨腥风、战火缭绕的年代里：那滔滔不绝、叫嚣呜咽的湘江水，那横跨河面、铁索铮铮的大渡桥，那皑皑飞雪、寒气逼人的大雪山，那泥泞满眼、沼泽遍布的深草地，还有那挺拔的石壁、陡峭的悬崖、险峻的栈道、参差的荆棘、肃穆的厅堂、简陋的茅舍……这一切仿佛让我们切身听到了隆隆作响、嘹亮刺耳的枪炮声，听到了战士们奋勇向前、拼死杀敌的嘶喊声，听到了敌人狰狞满面、沸沸嗷嗷的狂笑声……这一幕幕、一幅幅、一曲曲、一声声，怎能让人释怀？怎能让人平静？又怎能让人不肃然起敬呢？

关于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陈履生先生在其新著《绘画的史诗——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研究》（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中，从社会、历史、学术三方面已做出详尽而颇具学术深度的阐释和剖析，他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连环画创作中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是十分中肯的。

掩卷沉思：在20世纪这个画家麇集的时代里，由沈尧伊一杆“竹管笔”经久涂画而永不漫漶的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在镌刻山河、雕镂人心的同时，也为当代画坛提供了一个借鉴性和启发性个案。无疑，沈尧伊本人也为中国当代革命历史主题绘画创作做出了开拓性探索和旗帜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