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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加速改版求新的日子里，崔永元只保留了一档老节目《小崔说事》，观众越来越少见他在电视里露面了。昔日的名嘴如今仿佛已被“边缘化”，只热衷埋首于故旧堆里，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在人人都在“今天赶着做明天事”的工作氛围中匆匆忙碌时，崔永元仿佛比别人更忙，更紧迫，不过，他和时代反着走，赶着、抓紧着办那些昨天没办好，没办完的事。
眼下，崔永元制作的20集专题片《我和我的祖国》正在CCTV-1播出，由当事人讲述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开国大典的总指挥、新中国最早的留苏学生、第一辆国产汽车的制造者以及第一批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出现在画面中的讲述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他们口中栩栩如生的故事引观众回望新中国历史。这些采访素材全部来自崔永元经营7年的“口述历史库”。
如今，小崔的“库”已建得初具规模，积累了包括电影、音乐、战争、外交、早期等各领域前辈人物的采访素材超过百万分钟。有感于国内对历史遗存保护的不重视，崔永元的志向是，以一己之力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馆，这将是一个浩繁的工程，所涉及的门类还在不断增加中。不过，既然由个人发起，在得到官方重视前，这个工程也只有靠个人维系经营，好在凭着一张央视熟脸、三寸不烂之舌和公众中的口碑、声望，崔永元四处游说着拉赞助尚能度日，却也苦于规模有限。
日前，小崔张罗的另一个项目“连环画传奇馆”在高碑店老天桥一条街开馆，这个公益性质的博物馆里展出行将没落的古旧连环画，也就是北京人俗称的“小人书”，展品多数来自于他的个人收藏和捐赠，引得国内众多画家和连环画爱好者蜂拥而至。
下月，他的私人电影博物馆将在怀柔开馆，很多老一辈电影艺术家都将自己的珍藏捐献出来，比如《平原游击队》、《刘三姐》的手稿、美工图，拍《地道战》的取景器等。除了展品，馆内还将有一个40多个座位的小影厅常年为观众免费放映老电影。
如今，小崔的主业是打捞、收集那些被人遗忘而濒临失传的“历史”。他开始渐渐远离公众视线，在貌似沉寂的日子里，崔永元真正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
对话崔永元
拍着拍着很多人就没了
记者：看《我和我的祖国》第二集《歌唱祖国》的时候，王莘老人在镜头前亲自演唱这首歌，这段场景很多人都看哭了。
崔永元：你说的这个王莘老人的采访是我亲自做的，这是《我和我的祖国》里面我惟一采访的一段。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心情特别难受，他当时已经说不了话了，一张嘴，就嘤嘤嗡嗡的，我又问问题，他又嘤嘤嗡嗡。最后我说王老师，您能跟我们唱两段吗？他就开始唱，你在节目中能看到，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可一提到《歌唱祖国》，唱得特别有劲头，唱得假牙还掉了，我当时坐在他对面听他唱，眼泪哗哗地掉。
记者：这段是看得人很难过。
崔永元：还有节目里没做出来的，就是王老师特别喜欢征歌，什么《农民日报》征农民歌曲，他都参加，老人一辈子都在参加征歌。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不能动了，但头脑很清醒，医生建议床前放个收音机。有一天，突然间血压、心率都不正常了，医生很奇怪，后来他儿子明白了，原来是听到广播里北京奥运征歌的新闻，老先生激动了。他儿子说：‘爸，你现在不要写了吧，你也说不了话了，参加不了了。’他听完这个就特别难过，两三个月后就去世了。但是没想到，奥运会开幕式，唱的第一首歌《歌唱祖国》就是他写的，也算老人又参加了一次征歌，也就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歌。
记者：听说有的拍着拍着，很多老人就没了？
崔永元：这个挺常见的，比如有个音乐家叫葛炎，《阿诗玛》的作者，我们到上海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医院，跟我们说要去体检等两天，然后去医院后就再没出来，结果没采访上。还有《洪湖赤卫队》的作者，是我们从北京往武汉开车的路上去世的，这是我们最伤心的事情。
筹建个人口述历史馆
记者：您所言的口述历史，和通常的人物采访有什么不同吗？
崔永元：口述历史和日常采访的区别就在于：这是让一个人从记事时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现在。它是一个专门的历史学科，在国外都有口述史的专门的研究、教学。首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出来的，他们的口述史比较专业，比如采访张学良，一共采访了125次，比起他们，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机器设备、人员和经费都有不足。我只有四个组12人在执行口述史的采访，要按我的想法全程录下来的话，那至少要有400个同时做这个口述史的采访，这样才能成规模。
当时做这个(口述历史)资料采集的时候，也没想做电视节目，我有个特庞大的志向，是想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馆，将来大家搞学术研究、对历史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当时人怎么说的。但是后来好多老人年纪大了，我们采访的平均年龄都超过八十岁，最大的105岁，他们有时会说：“小崔啊，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问得我压力挺大的，你说老采访人家，结果电视上也看不到，所以有机会，像国庆、抗战纪念这样的日子，我们就做一个系列节目，哪怕给每个老人弄上个10秒20秒，对他也是个安慰。
记者：有时候老人年纪也大了，他们佐证这段历史，也有选择性记忆，所说的未必准确，你们是怎么做这些后续的工作呢？
崔永元：一开始他们考证主要是用两个方式，一个是百度，一个是google，后来被我叫停了，因为这个考证太不靠谱了，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我们要用史书、史籍，要用档案馆的资料，这是第一。第二，还是要保留这个口头叙述的，民间叙述的不一定准确，但官方的也不一定那么可靠，口述史有个人的视角在里边。
记者：您到现在一共采访多少人？有多少素材？
崔永元：我们现在的口述史资料有一百万分钟，史影片也有一百万分钟，然后老照片也有差不多接近五十万张了。个人采访最长的有三十五个小时，现在一共采访2000多位吧。门类有电影、音乐、战争、外交、早期留学，我们马上还要采访私营企业家，不管是成功的、失败的、抓起来的，又放出来的。这些要抓紧时间去采访，现在名单已经有了，大概有300多人，国庆后开始。
这七年我变快乐了
记者：您现在每天和历史打交道，会不会觉得和现代生活脱节了？
崔永元：现代生活多好应付呀，多简单呀，就是画画脸蛋，主持个节目，完了。还有什么呢？没什么。我现在做这个很快乐，人不单单是出了名有了钱才快乐，这七年里我变化特别大。七年前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是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那个的，这两年都没有声音了，炮弹有的是，就是没工夫往里装，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没时间掺和别的。
记者：听您的意思，口述历史会是您近几年的主要工作了？
崔永元：口述史很可能会做一辈子，我是这么想的，希望一辈子做下去。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历史，离你最近的地方是东京。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股票，等将来股票只涨不跌了，大家再想起研究历史来，可就没东西给你研究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保护起来。
记者：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您感觉中国历史保护不到位？
崔永元：我觉得不怎么满意，历史保护不好是大家不重视。我们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个很普通的事，像酒后驾车、环境污染等，都比收集历史要重要，我觉得要排队的话它现在比中国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还要低，但我觉得应该靠前一点，起码它得是丁俊晖在台球界的排名。而且，一般公众理解的历史就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记者：您认为？
崔永元：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对后人最大的贡献是经验和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准确地看待历史。我也接触过一些爱好历史的小孩，你问他喜欢哪个朝代，唐朝，大唐盛世，不喜欢哪个朝代，明朝，宦官专制；隋朝，荒淫无度……我觉得大家对历史都是概念。
本报记者 金力维
白继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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