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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加速改版求新的日子里,崔永元只保留了一档老节目《小崔说事》,观众越来越少见他在电视里露面了。昔日的名嘴如今仿佛已被“边缘化”,只热衷埋首于故旧堆里,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在人人都在“今天赶着做明天事”的工作氛围中匆匆忙碌时,崔永元仿佛比别人更忙,更紧迫,不过,他和时代反着走,赶着、抓紧着办那些昨天没办好,没办完的事。
眼下,崔永元制作的20集专题片《我和我的祖国》正在CCTV-1播出,由当事人讲述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开国大典的总指挥、新中国最早的留苏学生、第一辆国产汽车的制造者以及第一批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出现在画面中的讲述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他们口中栩栩如生的故事引观众回望新中国历史。这些采访素材全部来自崔永元经营7年的“口述历史库”。
如今,小崔的“库”已建得初具规模,积累了包括电影、音乐、战争、外交、早期等各领域前辈人物的采访素材超过百万分钟。有感于国内对历史遗存保护的不重视,崔永元的志向是,以一己之力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馆,这将是一个浩繁的工程,所涉及的门类还在不断增加中。不过,既然由个人发起,在得到官方重视前,这个工程也只有靠个人维系经营,好在凭着一张央视熟脸、三寸不烂之舌和公众中的口碑、声望,崔永元四处游说着拉赞助尚能度日,却也苦于规模有限。
日前,小崔张罗的另一个项目“连环画传奇馆”在高碑店老天桥一条街开馆,这个公益性质的博物馆里展出行将没落的古旧连环画,也就是北京人俗称的“小人书”,展品多数来自于他的个人收藏和捐赠,引得国内众多画家和连环画爱好者蜂拥而至。
下月,他的私人电影博物馆将在怀柔开馆,很多老一辈电影艺术家都将自己的珍藏捐献出来,比如《平原游击队》、《刘三姐》的手稿、美工图,拍《地道战》的取景器等。除了展品,馆内还将有一个40多个座位的小影厅常年为观众免费放映老电影。
如今,小崔的主业是打捞、收集那些被人遗忘而濒临失传的“历史”。他开始渐渐远离公众视线,在貌似沉寂的日子里,崔永元真正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
对话崔永元
拍着拍着很多人就没了
记者:看《我和我的祖国》第二集《歌唱祖国》的时候,王莘老人在镜头前亲自演唱这首歌,这段场景很多人都看哭了。
崔永元:你说的这个王莘老人的采访是我亲自做的,这是《我和我的祖国》里面我惟一采访的一段。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心情特别难受,他当时已经说不了话了,一张嘴,就嘤嘤嗡嗡的,我又问问题,他又嘤嘤嗡嗡。最后我说王老师,您能跟我们唱两段吗?他就开始唱,你在节目中能看到,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可一提到《歌唱祖国》,唱得特别有劲头,唱得假牙还掉了,我当时坐在他对面听他唱,眼泪哗哗地掉。
记者:这段是看得人很难过。
崔永元:还有节目里没做出来的,就是王老师特别喜欢征歌,什么《农民日报》征农民歌曲,他都参加,老人一辈子都在参加征歌。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不能动了,但头脑很清醒,医生建议床前放个收音机。有一天,突然间血压、心率都不正常了,医生很奇怪,后来他儿子明白了,原来是听到广播里北京奥运征歌的新闻,老先生激动了。他儿子说:‘爸,你现在不要写了吧,你也说不了话了,参加不了了。’他听完这个就特别难过,两三个月后就去世了。但是没想到,奥运会开幕式,唱的第一首歌《歌唱祖国》就是他写的,也算老人又参加了一次征歌,也就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歌。
记者:听说有的拍着拍着,很多老人就没了?
崔永元:这个挺常见的,比如有个音乐家叫葛炎,《阿诗玛》的作者,我们到上海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医院,跟我们说要去体检等两天,然后去医院后就再没出来,结果没采访上。还有《洪湖赤卫队》的作者,是我们从北京往武汉开车的路上去世的,这是我们最伤心的事情。
筹建个人口述历史馆
记者:您所言的口述历史,和通常的人物采访有什么不同吗?
崔永元:口述历史和日常采访的区别就在于:这是让一个人从记事时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现在。它是一个专门的历史学科,在国外都有口述史的专门的研究、教学。首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出来的,他们的口述史比较专业,比如采访张学良,一共采访了125次,比起他们,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机器设备、人员和经费都有不足。我只有四个组12人在执行口述史的采访,要按我的想法全程录下来的话,那至少要有400个同时做这个口述史的采访,这样才能成规模。
当时做这个(口述历史)资料采集的时候,也没想做电视节目,我有个特庞大的志向,是想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馆,将来大家搞学术研究、对历史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当时人怎么说的。但是后来好多老人年纪大了,我们采访的平均年龄都超过八十岁,最大的105岁,他们有时会说:“小崔啊,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问得我压力挺大的,你说老采访人家,结果电视上也看不到,所以有机会,像国庆、抗战纪念这样的日子,我们就做一个系列节目,哪怕给每个老人弄上个10秒20秒,对他也是个安慰。
记者:有时候老人年纪也大了,他们佐证这段历史,也有选择性记忆,所说的未必准确,你们是怎么做这些后续的工作呢?
崔永元:一开始他们考证主要是用两个方式,一个是百度,一个是google,后来被我叫停了,因为这个考证太不靠谱了,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我们要用史书、史籍,要用档案馆的资料,这是第一。第二,还是要保留这个口头叙述的,民间叙述的不一定准确,但官方的也不一定那么可靠,口述史有个人的视角在里边。
记者:您到现在一共采访多少人?有多少素材?
崔永元:我们现在的口述史资料有一百万分钟,史影片也有一百万分钟,然后老照片也有差不多接近五十万张了。个人采访最长的有三十五个小时,现在一共采访2000多位吧。门类有电影、音乐、战争、外交、早期留学,我们马上还要采访私营企业家,不管是成功的、失败的、抓起来的,又放出来的。这些要抓紧时间去采访,现在名单已经有了,大概有300多人,国庆后开始。
这七年我变快乐了
记者:您现在每天和历史打交道,会不会觉得和现代生活脱节了?
崔永元:现代生活多好应付呀,多简单呀,就是画画脸蛋,主持个节目,完了。还有什么呢?没什么。我现在做这个很快乐,人不单单是出了名有了钱才快乐,这七年里我变化特别大。七年前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是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那个的,这两年都没有声音了,炮弹有的是,就是没工夫往里装,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没时间掺和别的。
记者:听您的意思,口述历史会是您近几年的主要工作了?
崔永元:口述史很可能会做一辈子,我是这么想的,希望一辈子做下去。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历史,离你最近的地方是东京。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股票,等将来股票只涨不跌了,大家再想起研究历史来,可就没东西给你研究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保护起来。
记者: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您感觉中国历史保护不到位?
崔永元:我觉得不怎么满意,历史保护不好是大家不重视。我们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个很普通的事,像酒后驾车、环境污染等,都比收集历史要重要,我觉得要排队的话它现在比中国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还要低,但我觉得应该靠前一点,起码它得是丁俊晖在台球界的排名。而且,一般公众理解的历史就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记者:您认为?
崔永元: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对后人最大的贡献是经验和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准确地看待历史。我也接触过一些爱好历史的小孩,你问他喜欢哪个朝代,唐朝,大唐盛世,不喜欢哪个朝代,明朝,宦官专制;隋朝,荒淫无度……我觉得大家对历史都是概念。
本报记者 金力维
白继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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