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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暑假 我们这样度过
    2010-08-13
     

      记得我们小时候每年放暑假前,班主任必做两件事:一是把全班所有孩子按就近原则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每天在某个同学家一起做功课;二是帮我们登记哪些人看哪些电影。其实年年都是那么几部,比如《英雄儿女》、《小兵张嘎》、《地道战》等等,5分钱一部。

      因为那些电影大家都已看了N遍,情节全部烂熟于心,故每看到王芳认父时,我们会和她一起声情并茂地高喊:“爸爸!”看到张嘎子向小伙伴显摆木头枪时,我们会一起羡慕地大喊:“嘎子哥!”然后大家一起哄堂大笑,间或有男生在黑暗里满场追跑打闹……

      当物质不是极大丰富时,那些淡白友好的日子更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幸福。

      到居委会做“志愿者”

      女孩儿成熟早,小学五年级我比别人高半头。那年暑假家委会到学校请小助手“帮助工作”,老师推荐了我和徐老妹几个同学,乐得我们够呛“能帮大人干事,美!”

      家委会主任李奶奶说我们不用全天去,下午来就行。一般上午做暑假作业,作业不多,算术是“把考试错题重做一遍”。语文是“每周一篇周记”,自然和地理很简单“观察蝌蚪或其他昆虫生长过程”云云,很容易搞定。

      下午就去家委会报到。我们的工作繁杂,比如“发排骨、猪油票”。现在年轻人一定不理解是啥意思。计划经济时,肉、蛋、油是限量供应,排骨、大骨头、猪油味道好,价格便宜是紧俏商品,副食店为了公平,做了“排骨票”等给家委会,我们负责把票发给各家,每家差不多两个月轮到一次。

      这活儿不简单,每天居委会主任李奶奶给我们几十张票,再给张表格,上面标注上次发到谁家,××号家里上次没人,这次要补上。还有谁家是少数民族,不能去敲门。

      有时候检查家庭卫生,这两件事一般放在一起做。李奶奶给我们每人胳膊上戴个红袖标“值日生”,算是证明身份。我喜欢干这个,拿个信封把排骨票装上,跟徐老妹等几个女孩开始挨家敲门。几十年前大家防范意识不强,木头门一敲就开,好像只有银行才装防盗门。各家白天只有爷爷奶奶在家,都特别热情,听说是发排骨票很高兴,让我们进门坐坐,还给大蒲扇扇扇。我发排骨票并要求签字,不会写字就捺手印。徐老妹负责检查卫生:认真查看被褥是否干净、厨房窗户亮不亮,卫生间墙壁白不白,大人、孩子衣服是否整洁,如果各方面都挺好就把“卫生之家”的红条子贴在大门上,这家人出来进去挺着胸脯,“光荣”。

      还有件大事是“灭蚊子”,一般是选在三伏天某周末晚上。李奶奶早早就把印好的通知让我们贴在各楼单元门口“×日×时,全院统一灭蚊蝇,请各家安排好活动,家里不要留人”。那天各家行动统一:早早吃完晚饭,老人孩子就拿着小板凳到大操场等着,这天单位配合着放电影。到规定时间,我们协助各楼楼长把熏蚊子的艾蒿点着,每个单元各层扔一个,不一会儿就浓烟弥漫,很像电影里的“烟雾弹”,浓烈呛人。这活工作量大,我们跑上跑下点艾蒿,心里急得要命“电影开演了吧?”

      不知道灭蚊效果怎么样,反正年年都这么做。现在想想那会儿人多单纯呀,说不留人就不留人,要搁现在,小偷还不得挨门挨户“搬东西”。

      这年暑假好像没怎么玩就过去了。我跟闺女吹牛说“咱上小学就当过志愿者”。  (吟 秋)

      做个“四脚白”

      儿时,一到暑假,我就成了“四脚白”。“四脚白”乃苏北民间俗语,本是描摹猫的——哪家猫碗里内容丰实,猫的四只脚,便直奔了哪家去。我因“屁股尖尖”坐不住,也就成了家人口中的“四脚白”。

      我这“四脚白”,首先会去二姑家呆上十来天。二姑家吸引我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屋檐下悬挂的腊肉,二是房前屋后的荷塘。为了腊肉与荷塘,便是徒步走上二十里,我也是情愿的。二姑没孩子,自是把我疼上了天,我一去,二姑便忙不迭地取下自己舍不得吃的腊肉来,再从坛子里挖出两勺腌制的雪里蕻,随后,厨房里,锅铲一顿脆响,肉就上了桌。吃完肉,扒完肉汤泡得香喷喷酥软软的米饭,二姑父会把我抱上一只小木船,木桨在水面三划两划,就没入了菱藕深处。我左手摘荷叶,右手掐荷花,忙得不亦乐乎。二姑父则忙着采菱角,等到菱角红红绿绿地装满了我们带上船的那只黄橙橙的大铜盆,二姑已经候在了水边,将菱角一只只洗干净,倒入铁锅里煮熟,然后,抚着我的头,笑眯眯地看着我风卷残云。

      等到腊肉和菱角吃厌了,二姑父会骑上脚踏车,把我送回家。我这“四脚白”,在家自然是呆不住的,我会去村东玉林家。玉林家吸引我的地方,也有两处。一处是玉林家的鱼棚,一处是玉林家的西厢房。我喜欢帮玉林拉网。大部分时间里,我会很有收获,轱辘那么一摇,渔网那么一拉,鱼儿们就会在你眼前活蹦乱跳。玉林家的西厢房里,藏有很多连环画,还有不少缺边少角没封面的旧书。书很杂,《董存瑞炸碉堡》、《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楼梦》、《孽海花》,什么都有。我从不挑,来者不拒。玉林的妈,见了我就喊书虫子。

      可我哪里只是书虫子?在乡间,一个孩子放了暑假却成天“家里蹲”,不会玩,那是相当不光彩的事。我们玩得最多的,是“打仗”。男孩女孩分成两队对打。我们的武器,不是刀枪,而是砖头石子槐树条,偶尔也用用战斗力比较强大的弹弓。如今想想都后怕,万一砖头砸破了头弹丸射中了眼,那可如何了得!可那时的大人们一点都不紧张,甚至还为我们呐喊助威。要是哪家的娃被泥块砸中了鼻,冒了鼻血,大人们会呵呵一笑,告诉娃,哭是很丢人的。所以,我们通常用手背将鼻血一擦,便继续投入“战斗”。

      暑假里,家务自然也是要做一点的。我这“四脚白”,可不喜欢半天不挪一步地学什么刺绣。我最喜欢的,是挎上一只竹篮子,手握一只小铁锹,往田野里疯跑,为猪们寻食去。猪爱吃的草有很多,但出来挑猪草的孩子们更多。所以,有些时候,我不得不耍些小滑头,譬如,拿一根篾条,翘到竹篮半中央,或者,将黄花菜当做猪草挑回去。挑猪草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有时,钻到玉米地里才一会工夫,便全身湿透。记得还经常会在玉米地里见到水蛇,在你面前很惊惶地扭一扭腰,然后迅速窜逃。有时调皮,便会紧追不舍,然后,拿了铁锹,冲着蛇的头,猛一下斩下去。有一阵,我们还比赛过谁斩的蛇头多。现在回忆起这些情景,竟是满身的鸡皮疙瘩。

      女儿遗传了我的“四脚白”,暑假里,也跑得不亦乐乎。练琴,游泳,旅游,和同学约好了一起去看书或者K歌,就是不愿意宅在家里。有人说我对女儿太宽松,我只一笑,孩子嘛,不玩不光彩,做个 “四脚白”,有啥不好?(顾亚红)

      田里去抓棉龄虫

      小时候,农村孩子的暑假,高年级的学生在假期里可以顶个劳动力帮助家里争秋夺麦,我们低年级的也不能闲着,老师会布置勤工俭学的作业,比如每个人必须一个暑假拔够多少斤草(晒干以后的重量),拾够多少斤麦子,必须捉多少只害虫,这些不只是口头上说完拉倒,而是要实实在在交到学校验收的,完事学校再给我们发相应的报酬。

      有一个暑假学校布置的勤工俭学,是学生到地里抓一种危害棉花的棉龄虫,每抓一只交到学校,奖励一分钱。那时候我正好看上了一只九连环的发卡,价值三块五,如此计算下来,我需要抓350只那种飞蛾才能够钱买下那只陈列在商店里金光闪闪的发卡。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四点就起床,在棉花地里闪展腾挪,棉株比我还高,露水把我的头发衣服都打湿了,为了那只理想中的发卡,居然不觉得辛苦。天亮的时候我的小玻璃瓶里装满了飞蛾,等不及吃早饭就拿到学校去一手交货,人家却没有足数的一手交钱,被告知,我抓的是大部分是蛾子,不是正宗的棉龄虫,棉龄虫眼睛都是绿色的,我那瓶子里有一多半的飞行物体的眼睛非黑即灰,所以不能给钱。我当时问工作人员:黑眼睛的虫子就不咬棉花了?得到的回答不置可否,我一气之下,把黑眼睛的蛾子拿回家喂鸡了,看着群鸡在那里大快朵颐地享着口福,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恨。

      我哥因为回家吃早饭晚交货,所以听了我的经验教训之后,毅然把他抓的那些蛾子实施了挖眼酷刑,交到学校去,估计那些工作人员也是二五眼,没有了虫子的绿色眼睛来参照鉴别,居然全部算作合格虫子,我哥换回不菲的一笔钱财,回到家向我炫耀,嫉妒得我一个劲儿地骂那些工作人员像那些没眼蛾子一样,为什么连虫子都不认识,给他那么多钱。

      第二天抓虫子,专挑绿眼睛的飞蛾,不是绿眼睛的一律踩死。等兴冲冲地跑到学校交任务的时候,校长等在那里,告诉一群像我一样的学生,工作人员的钱发完了,人家撤走了,这个假期的勤工俭学到此为止,你们手里的蛾子,自己处理吧。在我家的鸡们又一次享受口福的同时,我捏着手里的八毛钱,到商店里看了看我的理想,那只金灿灿的发卡依然高贵地躺在玻璃框里,我很悲壮地在心里跟它告别了一下,然后到校门口小卖部买了一支冰棍。那时候冰棍有3分钱一支和5分钱一支的,我天天吃5分钱的,连吃了十几天。就这样,我放弃了九环发卡,得到了每天一支冰棍的神仙一样的日子。

      还有一个暑假记忆深刻,那次勤工俭学的任务是拔草,每天我和同学一起带着一条绳子和一瓶水,在闷热的玉米地里一把一把地薅着赶上我们个子高的杂草,到了吃饭的时候把草捆好背回家,手上衣服上整天沾着绿色的草汁,整个暑假我居然拔回了一垛青草,足额交到学校的部分只是九牛一毛,剩下的一大垛干草我爷爷不知道卖给了谁家,卖草的钱没给我,据说要留着等我长大以后给买嫁妆。现在想来,都能买嫁妆了,数目肯定不小,后来我出于好奇,问过我娘到底我那些草卖了多少钱,娘居然忘了有这回事,——也是,那时候的孩子再怎么娇惯,谁不干些农活啊,我做过的这些,实在不够丰功伟绩记录在案,实在是很平常很普通,普通的就像吃一顿玉米面饼子的晚饭一样,实在容易让人忘记。

      今年夏天儿子的暑假,我带他去海边,两个人晒黑得像是生灵涂炭,却神仙一样地快乐着。但他也有喊热喊累的时候,甚至小小年纪有些洁癖,坚决不盖宾馆的被子。即使这样,我也不愿煞风景地在这种快乐的时候忆苦思甜讲起我小时候的暑假——作为一代宠惯孩子的掌门人,我只愿意我的孩子幸福再幸福,当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让他知道他是多么的幸福。  (砒霜姑姑)

      惦记井里那只西瓜

      我学生时代的暑假是在南京城北的大杂院里度过的。那时虽然没有丰富的物质,但日子过得无比快乐。毛弟、毛妹、黑皮、小英等都是我儿时的好伙伴。放暑假时,我们一起在大院子里捉迷藏、互相借着小人书看、或者向大人要5分钱带点干粮,到玄武湖从早玩到晚,直到看完露天电影才回来。当时的暑假作业也只是一个薄薄的本子,都是一些有趣的题目,最多花上两天的时间就做完了。

      一般,大杂院里的男孩子,不到吃饭时间是看不到的。他们大多是穿着大裤衩、拖着一双木屐、手上拿着一根竹竿,竹竿上粘着沥青,到荷塘边或树丛里逮知了、捉蜻蜓和捞蝌蚪去了。知了逮到后就回来烤烤吃,据说是排毒的。有时还会送来给我们女孩吃,反正我是闻着那烤的味道就想吐。

      高温的天,男孩子天天都在外面烤晒,基本身上都长痱子,头上也长着大大小小疖子的。我们称之为头上的“水果摊”。那时的孩子个个都很皮实,什么淋巴结肿了、疖子化脓了,根本就不问。

      我是每天一大早的就起来帮家长做家务了,这么乖巧的我有两个企图。一是那时我正长个子,特别容易饿。得赶快烧一锅海带冬瓜咸肉汤和我爱吃的红辣椒炒空心菜杆子,还有一盘吃不厌的大萝卜响。什么时候饿了,我就盛上一小碗饭用凉的冬瓜汤一泡,就着大萝卜响几口就下肚了。

      还有一个不能告诉姐几个的秘密,那就是我爸爸承诺我,只要我把家里的地板拖过了,他就会悄悄地给我9分钱,去巷子口的面条摊上,吃一碗猪油大蒜面,然后就像没事人似的回来了。那个地道的味道啊,现在想起了都得抹嘴哦!

      南京的夏天用火炉来形容并不过分,37度以上的高温是常见的。当时没有空调,就连电风扇都没有。我居住的小院里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有一口井。男孩子吊上一桶井水,从头浇到脚来一个透心凉,女孩子们只能用井水冲冲脚。中午时分,只要大人们拎回来西瓜,我们就立马用网兜套上西瓜,系上长绳。将西瓜放到井里冰镇,然后各自都将绳子系在井沿的一个洞上。

      各家的网兜颜色不同,西瓜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从未出过错。整个下午,我们院里的孩子都对这个西瓜有所挂念,时不时地扒在井沿上,馋涎欲滴地看看井水中的西瓜。我家住二楼,我只要听到有人打井水,就会赶快趴到在窗沿上盯好了说:“叔叔!当心点!”生怕他碰断了我系西瓜的绳子。如果绳子断了,想在井里把这只西瓜捞上了,谈何容易?稍有闪失,那瓜就会碰碎了,我一天的巴望也碎了。

      傍晚,所有的孩子们做的同一件事就是,吊上一桶桶凉凉的井水浇在院子里,给被骄阳烤上一整天的小院降降温。然后各家搬出小饭桌、竹床、躺椅,等着大人切西瓜的口令下达。

      随着喀嚓一声响,一个大红瓤、乌黑子、冰凉冰凉的大西瓜八瓣开。一口咬下去又甜又凉,味道好极了,真爽啊!   (静航)

      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最快乐的时光非暑假莫属。每年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我们都是白天钓鱼,晚上出去看露天电影。

      午饭过后正是最炎热的时候,太阳毒辣地烘烤着发白的乡村小路,头顶的蝉像是被哪个缺德鬼儿突然间捏了一把屁股,叫得撕心裂肺。我扛着鱼竿一路小跑直奔生产队后面的增产港。

      老槐树下可以说是垂钓的最佳位置,风总是一阵一阵地吹过来,不仅人感觉凉爽,就连鱼儿也赶过来纳凉。河里有鲤鱼、鲫鱼、草鱼、鳊鱼等好多种鱼类,那年奶奶身体不好,需要钓一些鲫鱼回去炖汤补身体,因此鲫鱼是我的首选。我自制了土铒料来诱鱼,原料就是米饭团,先用料酒泡开,再洒上一层麻油和糠屑捏成一个香米团。我把香米团扔在前方不远处,然后在钩子上穿上半根小红蚯蚓,安心地等着鱼儿上钩。

      钓鲫鱼通常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搞定,但我却想钓上几条大草鱼,便卸下原来的鱼线,换了一套粗线大钩上阵。钓草鱼是一项需要拥有经验的技术活。我通常使用两种方法:一是诱鱼法,只需要把河边的芦苇头掐断按进河里,或者从河岸上拔一些嫩草扔进河里,这种诱鱼法主要针对肉眼看不到的草鱼;二是观察法,夏日的正午会有一些大草鱼浮游在水面下不深的地方,如果定心观察,就会看到一道黑乎乎的影子在游动,这就是草鱼的尾巴。钓草鱼通常在钩上装一根完整的大黑蚯蚓,而且还要特别留上一段带头的在钩外,故意让蚯蚓扭动来诱鱼上钩。

      这样烈日的午后,我每次都是满载而归,特别是钓到大草鱼之后,立马收兵,哼着小曲儿回去了,剩下的心愿就是晚上去寻露天电影看。

      农村里的露天电影在夏夜特别多,经常是东边的村子和西边的村子同时有,我们都是三四个小孩结伴而行。那段日子,乡亲们特别爱看电影,不仅整个放电影的晒场上都坐满了观众,就连草垛上、树上也有人。像我们从外村赶来的孩子为了能看上电影,只有选择爬树。有几次爬树的结局很荒唐,好不容易爬上一棵大树,却发现最佳位置上已经坐了其他小孩了。

      为了能让看电影不再爬树,我们几个小孩便讨好隔壁的木匠丁师傅,连续三天帮他家剥光所有的玉米棒子,这才一人得到一把小木头椅子。有一次晚上,我们在东边的李洋村看完电影,在我们快回到家时,又听到西边的珊瑚村传来电影对白的声音,我们赶紧顺着声音向珊瑚村进发,到了珊瑚村才发现这声音还在西边的一个村子,于是顾不上劳累继续前进,就在找到电影场的时候,人家的第二部电影也快结束了。那时农村里放电影,通常放两部电影,但也能碰到一晚上放三部电影的好事。就在我们几个叹气准备返回时,喇叭里传来让在场所有人都激动的消息,说下面还有一部电影,而且还是一部武打新片。就在大家一片吹呼时,喇叭里继续发话,这部影片正在送过来的路上。

      原来是跑片。好不容易等来了影片,我们几个却发现这部武打新片竟是在李洋村已经看过了的。(陈志辉) 

      儿子没那些童趣了

      看着暑假里的儿子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和同学除了QQ上见就是宅在家里玩游戏,我悲哀地发现,我们两代人的情趣有多么的不同啊!

      想起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哪有整天待在家里的时候啊,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跑出去玩。家住的厂宿舍区的围墙被大孩子掏了个大洞,钻出去便是无边无际的青纱帐,在那里玩有着无穷无尽的乐趣,捉蚂蚱、摘野花野果,手臂肩膀被玉米叶的边缘划出红红的印子,玩得汗流浃背从不觉得热。

      我们放暑假从不睡懒觉。和同学约好清早去跑步,每天3000多米呢。初中的暑假,我迷上了打乒乓球,和姐姐搭档,跟邻居家的一对姐妹打双打。那时候没有兴趣班一说。我们对兴趣的培养都是自发的。比如哥哥,去市区的游泳馆办证学游泳。姐姐想学乐器,就拉哥哥的二胡玩。

      有一年暑假前学校组织的一次书法比赛上,我乱写了两个字交上去,居然被评了个类似鼓励奖的纪念奖,领到一本字帖,还被收纳进了书法班。忽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有当书法家的潜力,那个暑假,我特别乖,疯狂地练开了毛笔字,一天不是写一页,一高兴就写三页四页,这种只求量不求质的练法实际上收效甚微。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的毛笔字还只在初级阶段。但对书法及书法家的祟敬估计是那个暑假开始的。

      那时候暑假作业很少很少。不过即使少,我都懒得写,有一年暑假玩得太忘乎所以了,开学前一天,我才告诉爸妈有一项语文作业没完成,是抄整本书里的词语。那晚宿舍区大院里有露天电影,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姐姐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恨恨地坐在桌前烦躁地抄写着。透过窗户听到远处传来嗡嗡的电影对话声音乐声,看着手上不见薄下去的书页,我绝望地估计,恐怕到天亮这作业也写不完了。我于是来了个小聪明,不再逐个抄那些词,而是每篇课文里挑出来几个抄……不过后来并没被老师发现,估计老师根本就没仔细看。

      现在想想,我的儿子,除了做功课,没有在田野上疯跑、接触昆虫小鸟、玩泥巴甚至不写作业的童年,将来回忆起来会有多么遗憾。   (黎锦)

      晚上给孩子们讲故事

      遥想当年,我家住在一个老式住宅里,这种老宅子一般都是一进一进的,每一进,都有正房、厢房、堂前和天井。往往两户住一进,每家各占一正一厢,堂前和天井共用。因此,我们和门里面人家的孩子,常常是串东家走西家,只要放假基本就在一起玩耍。

      每天中午,几家大孩子一起,先用拖把把家里的地板拖两遍,再跪在地上,用抹布使劲地擦(现在韩剧里常常看到的画面)。然后,在一片蝉鸣声中,各自躺下,进入梦乡。记得我那时,不知为什么,很怕睡午觉,总是惦记着什么——什么呢?是了,是井里的西瓜。这些西瓜,装在网兜里,吊在井里,让我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眠。

      好不容易熬到大人们醒来了,我赶紧一骨碌爬起来,不用关照,就到井边去拎西瓜。冰镇过的西瓜,那叫一个甜,我们姐妹四人,各得四分之一,大快朵颐。对了,是三个——大姐二姐和我,而小姐姐,是一个特别会过的人,她常常先把瓜瓤挖到碗里留着,然后拼命地啃瓜皮,把瓜皮啃得薄可见光。我们吃完了,她也吃饱了,留着一碗红红的瓜瓤诱惑我们,当然,最后,还是我们大家帮助了她,替她分忧解难——她实在也吃不下去了,哈哈——

      晚饭后,是例行的洗澡时间。每家都有一个大木盆,用桐油漆得亮亮的,放上温水,一家大小开始轮流洗澡。洗完后,都必须两人抬着盆去天井倒脏水,一人前进一人必须倒着走——我的倒走功夫当时很不错,所以常常是我后退。这时脑勺后面一定要长眼睛,那一个个的门槛,绊倒可不是玩的。就这样,老老少少洗完后,脑门上顶着白花花的痱子粉,三三两两,或者把竹床抬到天井里——这是我们最最惬意的乘凉的时光——小伙伴们团团围住,将膝盖对在一起,玩起游戏——“赤脚赤脚板板,板到南山,南山有水,金银宝贝,宝贝来,宝贝去,宝贝姑娘种小麦,小麦开花,哥哥当家,一五一十,狗腿一只!哈哈,你,是你,你是狗腿……”被拍中的腿不幸成为了狗腿,不过,也没有人会急眼,反正一晚上,总会诞生好多狗腿,基本没有人幸免,彼此彼此。

      这样的晚上,还往往是我的故事会时间,几个小我好几岁的孩子,总会盯在我身后,“虎子姐姐,讲个狼外婆的故事吧……”

      好吧,于是开讲——正讲到关键时候,“小红帽呵,被狼外婆骗到家中……”一眼瞥见老娘舅来了,忙停下,招呼“舅舅——”

      “虎子姐姐,快讲啊,下面怎么啦?”我随口应到:“呃,那个舅舅……”“哈哈哈哈——什么舅舅,是狼外婆!”

      此后,舅舅是狼外婆的典故就传了下来,还编了顺口溜:“舅舅舅,两个眼睛三六豆,头一伸,脚一纠……”

      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听到这,哈哈大笑,起身回到他的电脑桌前:“这就是你们快乐的童年?!好像也挺无聊的。”

      是啊,儿子是不会体会到我们那时的快乐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许只能趟进各自的岁月之河,俯拾属于自己的珠贝…… (花瓣雨) 

      三天赚了9块钱

      说起来,当年我的暑假赚钱启蒙源于一次高考。作为学校资深播音员,时年初二的我义不容辞答允了为高考生服务的志愿工作。那几天我过得相当充实,眼睛一睁开就往学校跑,比上学绝对尽心多了。高考重地自然有布置,警戒线拉得一道道的,我挂着工作人员的牌子,自如地穿梭其中——那种心理,现在想起来还热血沸腾。其实每天的工作很简单:考试前间隔几分钟提醒考生不要忘带纸笔准考证,间或用现在看起来是古董的留声机播放些激励或者舒缓的曲子,以及通知各位老师去某室取冰块给考室降温等等。如此振奋人心的第三天末,举荐老师面带微笑取来一张纸要我签名,偷偷瞧了眼:原来是领钱通知耶!我的名下赫然列着3×3=9块钱。扭扭捏捏领了钱,我把它郑重地交给家长。那是1987年,对我而言,9块钱是一笔大数目。

      还有比我更厉害的赚钱达人。也是那一年,住家旁边正盖一座冷饮厂,需要垒砖头的小工。家姐被就近录用了,专门负责用小推车一趟趟往返五十米拉砖。一个月后,白晰文静的家姐被晒成超夸张的小麦色,谈吐也豪爽了许多。代价是她终于换来一块向往已久的酷炫的石英表,在我面前一直得瑟。

      我的志向是不理那粗活,咱得干点文的。小姨的一通电话启迪了我。她在电话里高声大嗓地跟她姐我妈说:“农忙,腾不出手,叫老二过来搭把手照顾俩小的。”俩表妹一直跟我特亲,立马腾腾地坐车救急去了。小姨家有一个大院子,还有宽绰的闲屋。到了那儿,我们仨变着花样玩耍。有歇工的邻居牵着小孩在旁边看门道,这一看,看出商机来。搜罗出十来个小孩子叫我帮带,每人每天五角钱(自带干粮)。我的任务是带他们在家玩,中午烙饼子,饭后席地一块睡午觉,另外,各家自种的西瓜、甜瓜管够。所以,两年暑假我都带了一群小萝卜头,天天挖空心思想怎么聪明地玩,直到农忙结束。有吃有玩还带外快,一到暑假我的心就飞了。

      女儿木木听我在饭桌上得瑟往事,羡慕得眼都绿了,她面壁半晌,郑重地告诉我和她爸:“我决定了,8月份罢打乒乓与古筝。我也跟小姨商量去,让我带小表弟学学勤工俭学!”吓得刚刚还自我感觉良好的我俩一齐放下筷子训斥道:“这么小就想赚钱,疯了你!”     钟 钟

      童年暑假“流水账”

      记得某年,秋季开学第一天,裴老师就揪起小虎的耳朵,让站到讲台上,命他读自己的暑假日记:“上午,我帮妈妈拔豆田里的草,做作业。下午,小军、小强约我到向阳河洗浴(游泳)。晚上,二爷爷讲的鬼故事,把我吓死了。后来,我就在条凳上睡着了。”

      裴老师顺手还给了他一个“毛栗子”,操着还不如小虎的普通话训他:“你就写格(这)种流水账?”注:那时老师对学生还“作兴”动手的,因为父母也有所托,直接明了:“老师,小赤佬(小孩)毋(不)听话,侬就打。”

      小虎龇牙咧嘴,并不哭,乡下孩子皮实。老师一转身,就使劲挤眉弄眼,跟同学做鬼脸:“暑假本来就是格劳(这么)过格嘛!”

      对乡下孩子而言,暑假如同一年中最长的“流水账”,每个文字都承载着无限的自由、欢喜……

      暑假里,上午往往很乏味,跟着父母趁早凉下田,干点轻巧农活。回来,潦潦草草写两行暑假作业,偷空去粘个知了、偷个香瓜什么都可以忽略不计。

      快乐的序幕是从午后拉开的。祖母“押着”叫小虎在阴凉的堂前铺席子或抬条凳睡下。“死党”小军、小强们,钻去钻后,学猫叫,学狗叫,小虎心里如同百爪抓心,那个痒啊!奶奶一瞪眼,发狠话:“不许出去,你再动,当心吃‘生活’!”于是小虎无奈躺下,闭眼装着睡觉。等奶奶这厢响起微微鼾声,小虎蹑手蹑脚,以比贼还轻巧的动作起身、拉门,“呼啦”撒起腿丫子就跑,仿佛找“组织般”找同伴会合了。

      接下来的“老三篇”足可省去五百字:游泳、捉知了、钓鱼……

      午睡时,也可能有另外的精彩故事发生:小屁孩们睡不着,蠢蠢欲动。恰好,乡土水果,农历七八月份上市了。卖梨子的经过,大声吆喝,“卖梨子哦,卖梨子哦。”在吴方言中,“梨子”和“儿子”音近,我们前仰后合、几乎笑翻:“还有卖儿子格(的)?”刚一会儿,“卖桃子,卖桃子”叫卖声响起。堂哥把它译成“卖老子、卖老子”。我们再也憋不住了,狂笑声喷薄而出……大人被我们惊醒,气恼地将我们轰出去,我们得到大赦一般,跑得飞快,去追卖“儿子”和“老子”的人。

      晚上纳凉时光是“乡土故事会”专场。小虎的二爷爷是读过私塾的人,偏生又会逗趣。一到晚上,他就在裤腰里插把芭蕉扇。走在哪里,小屁孩们就跟到哪里。有点烟的,有扇扇子的,挠痒痒的,有说好话的,反正个个屁颠颠地,为的就是央求着他讲“古记”(故事)。要是二爷爷讲个“鬼”故事或“凶杀”故事,吓得女孩子闭起眼睛捂着耳朵,半大的小毛孩个个逞强,可也是紧张得把扇柄捏得紧紧的,浑身汗毛直竖。回到卧房,大家都要先看床下,拉开大衣柜门,瞧瞧有没有躲着人,心里面真是怕得个要命。我就落下这个“后遗症”,到了成年也没治好。

      我们在各自写了十几篇“暑假流水账”后,童年、少年一一呼啸而去,再也寻不着踪迹。  张晓波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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